30年科普：起起落落间的回归

　　编者的线年前，一阵春风吹拂着身心疲惫伤痕累累的中华民族。改革开放，这个名词从此深深烙进每个中国人的心间。

　　从那时起到今天，我们走过了很多，我们始终相信我们已站在了民族腾飞的转折点上。作为一份历史长达50年的科技媒体，我们亲眼目睹了30年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科学界的巨大变化。

　　从纪录片《灰喜鹊》到国民科学素养提升计划看中国科学传播事业的发展脉络；

　　从南京大学引入SCI评价后对科教界价值观的影响看中国科学评价的探索跋涉；

　　从SARS引发中国高层对基础研究的深层思考看中国科技与国家战略需求的关联

　　我们选取了十余个视角，解读中国科教界30年来在社会功能、思想意识、价值观等层面上产生的巨大变化，并以此作为我们向下一个30年迈进的新起点。

　　银幕上，饲养员吹着哨子在前面走，一群灰喜鹊从笼内飞出跟在后面，连绵不断奔向林中“战场”。松林内群鹊飞舞，好似所向披靡的千军万马，使松毛虫无藏身之地，终将葬身鸟腹。这是1983年度文化部优秀科教片奖获得者《灰喜鹊》中的一个镜头。

　　虽然《灰喜鹊》并不是中国第一部科普题材的纪录片，却留给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特殊的回忆：在社会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时，科学知识也许能带来财富和生活的大变样。

　　其后，纳米、转基因慢慢的变多的学科大踏步地远离我们正常的生活常识和感官经验，很多科学原理慢慢的变难懂，却对人们逐渐重要。科普的使命也随之多元化。正如这一群灰喜鹊一样，在改革开放的30年来，科普扮演着维护社会文明发展的“护林员”角色。

　　30年前的1978年，中国科普正经历着从十年浩劫结束后的萧条，转向一个恢复、发展、前进、提升的发展阶段。

　　其实这之前的1977年，留守中国科协的几位就率先在北京开展了科普活动。1978年中国科协全面恢复工作。1977年夏天至1978年春天，中国科协举办了3次激动人心的青少年科技活动。

　　从此，青少年科技活动受到上上下下的格外关注，许多青少年科学活动馆（站）建立起来，曾三次上马两次下马的中国科技馆，终于在此期间完成一期工程，开始对外开放。

　　1978年，科普出版社重建，在此后10多年里，科普出版社共出版科普图书2000多种，累计发行2亿多册，先后创办、恢复和出版了科普期刊7种，即《现代化》、《知识就是力量》、《科普创作》、《科学大观园》、《大自然》、《中国科技史料》、《气象知识》等。

　　1984年，我国十大畅销书中就有两种是科普图书，一本是《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发行142万册；一本是《养鸡500天》，发行123万册。

　　据粗略统计，从1979年至1988年，全国大约出版了2万多种科普图书。与此同时，科普创作的另一方面科普报刊和影视作品也异军突起。20世纪80年代初，面向农村的科技报异常火爆，各省、市、自治区都有科技报，不少发行量达上百万份。科普杂志也由“文革”前的百十来种，猛增到247种。

　　此外，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累计拍摄科普影片3000部，通过放映故事片前的加演和组织专场放映，对增加人们的科技意识和普及科学技术知识，起到了其他宣传形式难以达到的效果。与此同时，农村科普工作也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时期。

　　这个时期，全国156个学会、研究会大多设立了科普工作委员会，5万多个乡镇设立了科普协会，5000多个大中型企业设立了厂矿科协，一些大中城市街道也设立了科普协会。继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掀起的第一次科普高潮之后，我国进入第二次科普高潮。

　　“在那个时期，由于经济主战场的确定，使得我国科普工作和经济建设结合日趋紧密，而且各地实践表明，这种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赋予了科普以强大的内在动力。科普工作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一个小小的气候，从而取得了较好的规模效益。”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翟立原说。

　　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完善以及在这个变革中出现的许多不足，造成一段时间人们盲目追求金钱，追求享受，好逸恶劳的习气增长，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

　　1988年到1994年间，科普工作出现滑坡。出国潮、下海潮、炒股潮，一浪高过一浪。娱乐、享受成了一个时期的时尚追求，新的“读书无用论”有所抬头。

　　这一时期，出版业竞争加剧，不少书报刊选题雷同，科普书报刊由火爆跌入低谷。一些期发量几十万甚至一二百万份的科普报刊，没几年就跌到只剩几万、十几万的份额。许多大报的科普副刊也为经济、消费和娱乐性版面取代。由于城市影院不再加演和农村放映队的解体，深受观众欢迎的科教电影难以为继。

　　伪科学的抬头令科普工作雪上加霜，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当时的“水变油”事件。不仅在中国绝迹了几十年的封建迷信、巫婆神汉都借科学的名义沉渣泛起，新的伪科学、伪技术等也都打着新科学、新发现、新技术发明的旗号，在全国炒得沸沸扬扬，在这样的背景下，正当的科技传播、科普活动自然面临巨大障碍。

　　翟立原说：“科普工作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低谷后，面对几乎无孔不入的作伪之风，举国上下都在呼唤求线日，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的11号文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发布的第一个全面论述科普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它指出，科普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关键措施，要把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放在“科教兴国”和立于世界不败之地的战略高度上来考虑。

　　世界上很少有人拒绝或否认科学的使用价值，当可以给人类带来实际利益的新产品或新技术出现的时候，社会常常能够自发地扶植或利用它们。

　　不可否认，科普工作近些年来取得了很多进展，科普工作者们付诸的努力也有目共睹。但是，就在“科普”一词频频见诸报端，各类科普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仍然没有专家能给全社会的科普打个令人满意的分数。

　　在今年11月份中国科协刚刚发布的“五个10”系列评选活动中，10位传播科技的优秀人物全部被科学家群体所占据，科普工作者却榜上无名。有记者追问：这是什么原因？

　　“科普一定要满足大众的需求才有生命力。”翟立原说，“实际上，造成科普市场结构性短缺的原因，是真正满足于改革开放后大众需求的精神产品远远地供给不足。而我们还只会用老的一套观念、传统，一厢情愿地去推行科普，使科普陷入无人喝彩的尴尬境地。”

　　其实，很多专家也在呼吁科普机制的改革。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华杰认为，不要过高估计地方政府推动科普的主动性，科普工作是全社会的责任，不应当由专门的部门包揽、管理并执行。

　　此外，长期以来由于科学界与教育界、大众传媒界历来属于不同的社会建制系统，在科学知识的扩散与传播活动中三者常常因缺乏适宜的机制和目标而影响相互之间做必要的交流与联系，往往自成一统、各自为战，即使交流合作也时常感到协作困难。

　　2006 年2月6日，国务院颁布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纲领性文件，也是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的一次重大举措。我国正将科普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认为，近些年来，科普的概念开始向“公众理解科学”转化：第一，受众不再单纯是无知无识者，而是广大的公众；第二，“理解”二字表明这不是一个单向地、简单地接受问题，理解意味着不仅需要传播科学知识，也需要传播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第三，理解科学包括理解科学的正面价值，也包括理解科学的负面价值。

　　面对变革，社会对科普工作提出了更新和更深入的要求，科普的目的是什么？科普的主体、对象应怎么样确定？科普的方式有什么新的变化？我国应当建立怎样的科普工作运行机制？

　　直至今天，这样一些问题仍在不断促使人们对我国的科普工作进行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