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昱人民币的历史（1）人民币的宏观管理

　　作者边昱，古泉文库特约撰稿人。已出版著作有《光绪宝津局制钱》《听泉——咸丰大钱蠡测》，即将出版的作品有《中国货币史辑要》《光绪货币论》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货币简史》（暂定名）。此文系节选原文缩略刊载。

　　1928年2月成立的广东海丰劳动银行是中国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银行，至1935年，中国领导的五十七个银行及其他信用机构共发行二百一十七种货币，包括布币、纸币、银币、铜币等。抗战期间，民主政权以法币为本位货币，采用“分散发行、各自为治”的办法发行了大量革命货币。1947年始，在经历“各区货币便利兑换-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固定比价、混合流通——发行统一的人民币”四个阶段为人民币制度的建立奠定基础、提供保障后，高度集中统一的人民币制度最终建立。为尽快筹建中央银行以发行统一的货币，1947年4月16日，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为加强领导，办事处由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兼任主任。同年10月2日，董必武致电中央，建议组建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同时建议银行的名称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央很快回电，认为目前筹建全国统一的银行的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的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11月，华北财办成立了以南汉宸（华北银行总经理，后为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行长）为主任的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随后何松亭（晋察冀边区银行经理）、石雷（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科长）调入筹备处工作，年底调入武子文、秦炎、孙及民、王厚溥、赵善普等共八人办理具体筹备事宜。

　　原计划在1948年内将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的货币固定比价，相互流通，以创造全国货币统一的条件后再于1949年1月1日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并根据“稳定物价、方便流通”的原则，确定中国人民银行币对各解放区各种地方货币的比价，以统一全国货币。但解放战争发展迅速，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东北野战军进关，平津解放在即。即将解放的北平、天津不仅是中国的主要大城市，而且是几个解放区的结合部位，周围有多个解放区的货币流通。如果各解放区的货币一起进入平津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市场混乱，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市场经济秩序的恢复。同时，各解放区之间的贸易、物质交流日益发展，但各区货币不统一，比价不固定，经济发展和战略物资流转出现困难。1948年12月1日，中央决定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同时发行第一套人民币。当日，华北人民政府根据政务会议精神，发出关于发行新币的金字第四号布告，“为适应国民经济之需要，特商得山东省政府、陕甘宁、晋绥两边区政府同意，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于本年12月1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

　　1948年以协调各个解放区的金融政策和货币发行为初衷的中国人民银行为货币的统一奠定了基础。第一套人民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陆续发行，因此所有券别上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由于受各解放区的形势和解放初期的条件所限，第一套人民币未能由总行统一规划、统一要求，尤其是离总行较远的地区只能授权区行因地制宜，就地组织印制与发行。因此，设计思想不够统一，主题思想不够明确，纸币种类非常之多，面值差别较大，纸张、油墨、印刷技术等质量差别明显，纸币质量参差不齐。纸张、油墨等主要原材料的采用绝大多数都是就地取材，没有统一的供应和要求。以纸张为例，有解放区造的桑皮纸，有佳木斯造纸厂生产的波纹水印纸，有市场采购的挪威道林纸，有缴获接收的美钞纸，还有一般的平板纸、麻纸等。在油墨也不讲究。从对六十个票种的分析看，印刷工艺石印五种，凸印两种，胶印四十一种，凸凹合印两种，凹胶合印七种，胶凸凹套印三种。整体上这套人民币的印制工艺以胶印为主，占全部票券的68％，但在初期，解放区老厂的一些石印设备仍在发挥作用，加之印刷数量供不应求，因而在质量上要求并不十分严格。到了后期，随着一些小型厂的停产和向大中型厂合并、集中，凹印机等专用印钞设备充分的发挥作用，企业管理逐步正规，印制工艺逐渐考究，尤其是1951年以后，印制任务主要由京、津、沪几个大厂完成，印制品种也大多分布在于千元以上的大票上，其质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一、印刷质量较差，技术、工艺不统一。由于处于战争时期，推进很快，解放区迅速扩展，需要大量的人民币。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当时印刷人民币新厂老厂一齐上，新旧工艺一齐用，原材料就地取材，纸张、油墨极不统一。解放区的各印刷厂日夜加班，北京、上海的印钞厂在解放接收一个月后即全力投入印刷人民币的工作。各厂石印、胶印、凸印、凹印、凸凹合印、凸胶合印、胶凹套印等多种技术综合使用，有什么用什么，因此，这套人民币印制较粗糙，各种券别之间质量相差很大，防假冒伪劣性能较差。

　　二、票面设计图案较单调，色彩变化少。由于设计时间紧，票券形制内容较简单。设计的主题思想不够明确，票面主景题材比较杂乱，色彩比较单一。

　　三、票券的面额，版别种类非常之多。由于战争的推进，生产遭到破坏，财政支出庞大，随着解放初期通货膨胀的出现，人民币的币值变化较大，要一直增发大面额钞票，因此这套人民币的券别增加到十二种，票券的版式达到六十二种之多。最小面值为壹圆，最大面额为伍万圆。

　　四、无配套辅币及金属铸币。由于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高涨，因此第一套人民币没有发行辅币，也没有发行金属铸币。

　　第一套人民币共有十二种券别六十二个版式，其中壹圆券二种、伍圆券四种、拾圆券四种、贰拾圆券七种、伍拾圆券七种（1949年春发行的正面为列车图案伍拾圆券有两种版式）、壹佰圆券十种（1949年春发行的正面为万寿山图案的壹佰圆券有两种版式）、贰佰圆券五种，伍佰圆券六种、壹仟圆券六种、伍仟圆券五种、壹万圆券四种、伍万圆券二种。

　　上海泓盛2021年春拍-古钱 纸钞专场拍品，第一套人民币“渭河桥伍仟圆票样三枚连号，单张正背双面印刷

　　第一套人民币采取分次发行的形式，有些年份发行的品种多，有些年份发行的品种少，从1948年12月1日开始发行，1953年12月停止发行，票面壹万圆、伍万圆的券别于1955年4月1日、伍仟圆及其以下各种券别于1955年5月10日停止流通使用。

　　第一套人民币发行后对统一革命战争时期各区货币，对支持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稳定物价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逐步肃清了旧政权货币，收兑解放区旧币，通过制定金银和外汇的计价流通体制，人民币的市场地位基本确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民币制度是以国家财政收入、商品和物资为发行保证，属于纸币本位制，其发行和流通完全为计划性生产服务，与“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协调，银行和货币制度进入社会主义性质新时期。

　　第一套人民币除可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的通用票券外，还有特殊的地方券，即由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发行的限在江西省流通的临时流通券。民国三十八年（1949）五月，人民在横跨长江，五月二十一日，进入江西省南昌市，当时南昌市市场上流通的多是银币、铜元，货币使用混乱，由于南下进展迅速，后方印制人民币一时难以满足需要，六月九日，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在南昌市正式成立，为迅速建立人民币体系，使人民币尽早服务于流通市场便利民众生活，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同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发行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临时流通券。

　　这套临时流通券面值分别为贰拾圆、拾圆和伍圆，均为直型印制，正面图文从上至下第一行为“中国人民银行”，第二行为五角星，第三行为“江西省分行”，第四行为六位阿拉伯数字号码，第五行括号内有“临时流通券”五字，中下部花符图案内竖印面值，下面两侧印有红色方形“经理之章”和“副经理章”各一枚，底边框内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八字，四周有边框，四角均印有面值。背面从上至下第一行为“中国人民银行”，第二行为“江西省分行”，第三行为“临时流通券”，四周有边框，底框内有“1949”年号，中间竖印发行告示，内容从右至左为“一、为便利市场交易，兹奉江西省人民政府核准发行本流通券，分五元、十元、二十元三种。二、本流通券与中国人民银行本币同值使用。持本流通券随时可向本省所属人民银行兑换人民券。三、本流通券只限在江西全省境内流通”。贰拾圆、伍圆券的四角上印有面值，拾圆券无面值。贰拾圆、拾圆、伍圆券的票幅长宽分别是一百一十和六十三毫米、一百零四和五十七毫米、一百零四和五十四毫米，颜色分别为蓝色、棕色、红色。

　　江西省分行临时流通券属于小额辅币券，发行额仅一千万元，六月二十日印制，六月三十日发行，流通四个多月后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通知收回。这组纸币是在第一套人民币流通期间临时发行且规定只在江西省流通，因此，其为第一套人民币的地方券。

　　资料来源：沈居安：《新编人民币鉴赏与收藏》，青岛，青岛出版社，2018。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工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城乡商品流通活跃，金融物价趋于稳定，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有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做。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健全和巩固货币制度，便于社会经济活动和民众日常生活需要，1955年2月21日国务院发布发行新版人民币的公告，决定收回第一套人民币，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的逐步发行健全和巩固了中国的货币制度，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套人民币纸币券别面值共有十一种，版式十三种，其中壹分券一种、贰分券一种、伍分券一种、壹角券壹种、贰角券壹种、伍角券一种、壹圆券二种、贰圆券一种、叁圆券一种、伍圆券二种、拾圆券一种。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印刷、发行等得到了周恩来等的具体指导，设计主题思想明确，币面图案体现了各民族大团结，共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风貌，消除了战时痕迹，币值合理、券别种类合理、主辅币结构符合常理，纸张质量印刷技术先进，印刷由部分依靠外援过渡到独立印刷。尤其纸张使用，原来部分钞券使用苏联、美国制印钞纸以及芬兰道林纸等，1953年版叁圆券、伍圆券、拾圆券原由苏联代为印制，五十年代末即自行印制且质量优良。1961年中国自制的水印纸研制成功，即用在第二套人民币钞券上。防假冒伪劣性能逐渐增强，使用了汉、蒙、维、藏四种民族文字。

　　由苏联代为印制的1953年版叁圆券、伍圆券、拾圆券即所谓的“三种票子”，由于当时中国国内印制技术和生产能力所限，加之缺乏高档专用印钞纸，这三种纸币由中国设计绘样后委托苏联代印。1951年12月4日，陈云等中央首脑致电南汉宸行长、胡景沄副行长：“所呈印制新币计划，经审核后决定如下…伍圆、拾圆、伍拾圆、壹佰圆四种应委托国外代印。委托国外代印部分应即详细开列种类、张数、需纸量、交货期限，经外交部向国外交涉订货。除图案轮廓自定外，其余制版、造纸水印等须借助国外技术，力求复杂精细，以求防假。”在与苏方的谈判中，中方强调委托代印的人民币数量、质量要完全按照中方原版设计式样和钞纸的各项数据要求完成，不能丝毫改动，并要以明文签订合同。在根本原则确定后，从1952年4月7日至7月17日为解决技术性问题共会谈十四次。在1952年7月17日的会谈中，苏方提供印制完成伍圆券正背面原版印样，其质量远劣于中方提供的印样，与要求相差甚远，苏方不愿以较高的工艺制作黑白圈线、变点、暗花，而是按照中国第一套人民币的标准为起点，经交涉，苏方于9月4日第二次提交印样，但仍不符要求。时值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在最后一次会谈中，周恩来提出中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顺顺利利地进行，货币改革必须跟上…苏方莫洛托夫表示赞同。经双方协商，苏方指定财政部长兹威列夫，中方指定张闻天协调相关事项。

　　9月22日，张闻天与兹威列夫就印制新币举行会谈。张闻天申明，鉴于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不久将实行货币改革，由于新人民币的一元值折旧人民币一万元，故提高新币质量，防止伪造很重要，中方要求将用于卢布上的先进的技术用于中国新币。经张闻天反复强调新币制作技术的要求后，苏方表示重新按照中方要求的技术方案再提高。12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遵照周恩来的意见，通知更改票券面值结构和印制计划，原订尺寸图案及颜色基本不变，仍照原计划，唯面值做调整，原伍圆改为贰圆，原拾圆改为叁圆，原伍拾圆改为伍圆。贰圆券由国内印制，叁圆和伍圆券请苏联印制。1953年3月19日，苏方提交叁圆券原版印样，经中方印制小组审查，规格尺、各类花纹、花样、字样等都符合中方批准的设计稿标准和双方商谈的原则，遂建议批准付印。同年10月15日，中方批准委托苏方代印叁、伍圆券印制合同。12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苏方提交的伍圆券原版印样。1955年3月1日，苏联代印的叁、伍圆券正式发行。

　　1954年9月30日、12月25日，1955年1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向中央三次上报拾圆券印样，此印样系根据原审批的壹佰圆券设计稿改制，最后确定采用工农图案，增加国徽水印图案，背面两色底纹加四色接线花，增强防假功能，国务院批示同意。1955年1月20日，周恩来致电驻苏大使馆：一、新制拾圆券原版对几种主要花纹的技术方面的要求应比伍圆券的要求还要高些。二、国徽水印是必需的，这些为增强防假作用。三、现派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制管理局副局长贺晓初送去已经国务院批准之印样，请刘大使予以领导并代签合同。7月2日，经数月技术洽商和苏方多次试验，初步方案确定。1956年6月14日，驻苏使馆致函总行，关于拾圆券订货的补充协议已签字，并附协定签字本一份。1957年12月1日，苏联代印的拾圆券正式发行。

　　委托苏联代印三种大面值人民币票券后不久，中苏关系发生明显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1964年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限期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知》，“为了调整人民币票券种类，便利流通使用，经国务院批准，限期收回市场上流通的三种人民币票券。一、限期收兑的三种人民币票券是1953年版黑色‘工农’图景的拾圆券，1953年版酱紫色‘各民族大团结’图景伍圆券，1953年版深绿色‘井冈山’图景的叁圆。二、收兑期限规定为三十天，即从1964年4月15日起到1964年5月14日止。上述三种人民币票券从4月15日起停止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只能到收兑处按照票面金额全额换取可以流通的人民币。5月15日起，停止收兑”。在此之前的1962年4月20日，已经发行了改版的1956年版伍圆券以避免三种大面额人民币停用后的断档问题，直至1966年1月10日第三套人民币拾圆券发行后大面值人民币纸币全部补齐。

　　第二套人民币的其他票券（除三种纸分币外）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起陆续由银行只收不付。

　　这一阶段存在两种相关纸币，一种是复员建设军人生产资助金兑取现金券，一种是回乡转业建设军人生产资助金兑取现金券。前者目前发现三种版式，即1956年竖式伍拾圆券、1956年竖式壹佰圆券、1956年版加盖1958年竖式壹佰圆券，后者目前发现三个年份共五种版式，即1953年横式壹佰万圆券、1954年横式伍拾万圆券、1954年横式壹佰万圆券、1956年竖式伍拾圆券、1956年竖式壹佰圆券。面值显示两种纸币均与流通人民币币值相一致，这两种纸币正面均印有“中国人民银行”、券名、面值以及“付款行名”、“付款日期”等。不同的是回乡转业建设军人生产资助金兑取现金券无号码，复员建设军人生产资助金兑取现金券印有七位号码且面值两侧分别印有“只准向指定行兑取”、“不得流通不得转让”字样。两种票券背面花框内印有五条“兑取规则”：一、本券限复员（回乡转业）建设军人持往人民银行兑取现金，不得流通转让，不得涂改，不得挂失。二、复员（回乡转业）建设军人兑取现金时，应由本人持复员（回乡转业）建设军人证明书及复员（回乡转业）建设军人登记表向原籍县（市）中国人民银行办理，如本人住址迁移，应取得原居住或现居住之县（市）转业建设委员会证明，方准办理。三、付款银行兑付现金时，须审查“证明书”及“登记表”内籍贯与当地名称相符，券面金额与“登记表”内现金券金额相符，及“证明书”中盖有钢印的照片与本人相符后，始得兑付。四、付款银行兑付现金时，必须加盖“付讫”戳记。五、本券于一九某某年某月某日停止收兑。

　　两种纸币具有如下特点：一、发行年份横跨第一、第二套人民币发行流通期间，且其面值依附于与其发行年份所流通的该套人民币币值。即在第一套人民币发行流通期间发行的票券采用第一套人民币的面值，如伍拾万圆或壹佰万圆等，在第二套人民币发行流通期间发行的票券采用第二套人民币的币值，如伍拾圆或壹佰圆。二、具有银行本票性质。两种纸币是中国人民银行专门为复员建设军人和回乡转业建设军人到当地兑取国家拨付的生产资助金而发行。三、两种纸币的兑取规则均明确规定：“不得流通转让”，只能一次性兑取现金。四、票样居多。两种纸币面值均较大，而且明确规定了兑取现金截止期限，一般很少有漏兑情况，银行一旦兑换完毕即一次性销毁，因此，正票很少流出。

　　上述两种纸币是新中国建国初期特殊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对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历史具备极其重大的参考价值。

　　中国人民银行各省分行曾于1961年发行过一种期票，这种期票的票幅各省差异较大，票面形式各省也有横型和竖型的不同，面值种类各省也不完全一样，以壹圆、伍圆、拾圆、贰拾圆、伍拾圆五种居多。票面基本内容相对一致，正面均有“中国人民银行某某分行期票”字样，印有面值、发行日期或兑付日期，行长和副行长印章或“中国人民银行某某分行之印”印章，另印有六位、七位或八位号码；背面均印有“需要注意的几点”或“规定事项”若干条及经办银行盖章栏。

　　关于这种期票，赵隆业在《纸币收藏园地》1993年第4期著文介绍：“我国1961年至1962年期间国家暂时出现经济困难，各省人民银行发行了一批期票，主要发行到农村代替现金。”现在的观点认为这种期票并非为解决“暂时经济困难”而发行，而是与1958年在全国掀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直接关系，这种期票是为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一平二调”错误，彻底退赔原来平调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财物而发行的一种“兑付期票”。1960年11月3日，中央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指出对成立人民公社以来，平调社队和社员个人的各种财物，必须在1960年内，至迟在1961年春耕以前，全部退赔偿付清楚，同年12月24日，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又确定了农村工作的若干具体政策，其中在退赔平调账方面，国家决定拿出二十五亿元作为退赔补贴，其中十五亿元在整风整社运动中发给现款，其余的十亿元由银行发给期票，1961年发行，1962年兑付，期限一年，不付利息，兑付时由财政部拨款。为保证持有者的权益，采取记名式，直接发给受益者本人或本队。期票发行前，各省分行发布通告，通过会议和印发宣传单在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间进行宣传。发行方法为各县在四级干部会议上分配各公社期票数，退赔单位和公社进行具体分配；银行根据退赔单位开的清单开付期票。后来因严重经济困难，加之考虑各方面投放货币过多而物资供应不足，中央于1961年11月28日发出通知，决定暂时停止发放退赔兑付期票，并将全部退赔工作推迟到五年、七年或十年内逐步完成。以后，1965年在重点“四清”市县兑付退赔期票，1969年下半年全部兑付。

　　备注：第二套人民币是第一套具有完整货币体系的人民币，纸币主辅币面值共有十一种，版式十六种，币样十八种。第二套人民币首次实施主辅币制，增加金属分币，这种结构体系成为后来人民币体系的基础。

　　资料来源：沈居安：《新编人民币鉴赏与收藏》，青岛，青岛出版社，2018。

　　中国从1958年起开始第三套人民币的设计工作，在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后，1962年，在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导下，经全力发展生产，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金融状况逐渐好转。为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和商品流通，方便群众，中国人民银行于1962年4月15日开始发行第三套人民币。

　　第三套人民币设计思想鲜明，币面图案反映了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并举的方针。制版采用机器和传统手工相结合方式，印刷工艺上延续第二套人民币的技术传统和风格，油墨配比合理，纸币图案优美，进一步打破了边框式的设计风格，采取开放式构图，运用多色接线技术，提高了票券的防伪性能。

　　第三套人民币共有七种券别九种版式，其中壹角券三种、贰角券一种、伍角券一种、壹圆券一种、贰圆券一种、伍圆券一种、拾圆券一种。同一阶段，中国发行1965年版“军用代金券”。“军用代金券”组票构图简洁，票幅较小，票面只标明发行时间和面值以及票背两侧印有“仅限内部使用，禁止市场流通”字样，没有注明一般货币所具有的发行机构或国籍等标志，均为平版印刷。票面正面四周有细线组成的花框，上端中央横印“军用代金券”字样，下端横印“1965”年号。这组纸币有伍圆、壹圆、伍角、壹角、伍分、壹分六种面值，伍圆、壹圆券冠字为两个拼音字母“AA”，后面有六位阿拉伯数字号码，伍角、壹角、伍分、壹分券只有角括号内两个拼音字母冠字，后面无号码，冠字分别为（AA）、（AB）、（AC）、（AD）,背面均为花符衬托面值，两侧分别印有“仅限内部使用”和“禁止市场流通”字样。

　　伍圆券票幅长一百一十五毫米，宽五十五毫米，正面为枣红色，中心右侧为中越边界“友谊关”图案，左侧为横印面值“伍圆”，两侧边框花符内竖印面值“伍圆”，四角均印有阿拉伯数字面值“5”，左上角印有红色两位冠字“AA”，另有六位号码，背面也是枣红色，票面中心花框内印有面值“伍圆”，两侧对称小花符内印有阿拉伯数字面值“5”。壹圆券票幅同伍圆券，正面绿色，中心为面值“壹圆”，左侧为两辆运输汽车图案，四角印有阿拉伯数字面值“1”，左上角印有红色两位冠字“AA”，另有六位号码，背面绿色，票面中心大花符内印有面值“壹圆”，两侧对称小花符内印有阿拉伯数字面值“1”。伍角券票幅长一百零五毫米，宽五十毫米，正面为棕色，票面中心有火车图案，中心两侧的边框内分别横印面值“伍角”，左下角印有棕色冠字，背面棕色，左侧花框内印有阿拉伯数字面值“0.5”，右侧花框内印有汉字面值“伍角”。壹角券票幅同伍角券，正面蓝色，票面左侧花符内竖印面值“壹角”，右侧方框内印有火车图案，右边框内竖印“壹角”面值，右上角印有蓝色冠字，背面蓝色，中央花框内印有阿拉伯数字面值“0.1”，中央两侧对称分别竖印面值“壹角”。伍分券票幅长九十毫米，宽四十三毫米，正面红色，票面中央印有飞机图案，飞机下边横印面值“伍分”，中央两侧边框内分别竖印面值“伍分”，左上角印有红色冠字，背面红色，票面中心花框内竖印面值“伍分”，两侧对称花符内分别印有阿拉伯数字面值“0.05”。壹分券票幅同伍分券，正面黄绿色，票面左侧印有飞机图案，右侧靠近边框的花符内横印面值“壹分”，左上角印有面值“壹分”，左下角印有黄绿色冠字，冠字下边边框上印有阿拉伯数字面值“0.01分”，背面黄绿色，票面中心花团内竖印面值“壹分”，中心两侧对称小花团内分别印有阿拉伯数字面值“0.01”。

　　“军用代金券”是专供中国人民援越抗美部队在越南境内使用的临时代用券，类似卢汉的云南部队进入越南北部接受日本投降时为解决军需，在中央银行关金券外特殊印制的“越南流通券”。美国在印度支那发动越南战争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请求，派出后勤和防空部队支援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为了不增加越南的负担，入越部队一切军需都由中国自己供应，同时，为不违反1951年3月6日公布了《关于禁止国家货币出入境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军用代金券”，“军用代金券”限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援越部队军人服务社购买牙膏、牙刷等日常生活用品，禁止在越南市场上流通，若持“军用代金券”汇往中国国内需经有关机构即兑换成人民币。1970年7月，中国援越部队完成援越任务后全部撤回中国国内，“军用代金券”全部由中国人民银行兑换收回，于1982年销毁。

　　备注：第三套人民币从1962年4月20日开始发行到1974年1月5日止，历经十二年，共发行七种面额、二十四个版式的币种。按冠号、印制工艺和纸质的不同统计，第三套人民币至少可以细分为三十多种。第三套人民币至2000年7月1日停止流通，历时三十八年二月十天。第三套人民币发行流通期间，除了原来伍分、贰分和壹分硬币继续发行外，在1980年至1986年间发行七套长城币金属硬币，每套四枚，面值分别为壹圆、伍角、贰角和壹角。

　　资料来源：沈居安：《新编人民币鉴赏与收藏》，青岛，青岛出版社，2018。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实施，中国国民经济快速地发展，城乡经济日益活跃，社会商品零售额大幅度增加，货币需求量大幅度提升，原有的人民币券别结构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国人民银行自1987年4月27日开始陆续发行第四套人民币，这套人民币新增伍拾圆和壹佰圆两种券别，方便了不一样的层次的交易核算和流通使用。

　　第四套人民币纸币券别九种，版式十四种，其中壹角券一种、贰角券一种、伍角券一种、壹圆券三种、贰圆券二种、伍圆券一种、拾圆券一种、伍拾圆券二种、壹佰圆券二种。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长城硬币投资有限公司于2000年7月配套装帧发行第四套人民币（1980年版）壹角、贰角、伍角、壹圆、贰圆、伍圆、拾圆七种券别未裁切的四连张、八连张及整版连体钞珍藏册各二十万套、十万套、一万套。

　　改革开放后，广东省经济建设出现高速发展形态趋势，为适应经济快速的提升的需要，解决人民币大面值票券缺失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于1985年2月4日发行了伍拾圆和壹佰圆两种大面值本票。两种本票设计风格一致，伍拾圆券为蓝色，壹佰圆券为棕色。币面正面上方印有“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行名，中间印有面值，面值左侧竖印“本票”字样，四角和中间下边均印有阿拉伯数字或汉语拼音面值，票面左侧印有年号“1985”和两位罗马冠字七位阿拉伯数字号码。票券背面右侧印有一红色圆形“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证券专用章”，左侧印有四点使用说明：“1．本票只限在本省同人民币等值使用；2．本票严禁伪造、变造和破坏，违者依法惩处；3．本票无专用章无效；4．本票可以转账，也可以兑现。”

　　资料来源：沈居安：《新编人民币鉴赏与收藏》，青岛，青岛出版社，2018。

　　资料来源：沈居安：《新编人民币鉴赏与收藏》，青岛，青岛出版社，201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有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社会对现金的需求量日益增大，经济发展的形势对人民币的数量与质量、总量与结构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货币制度需要随着经济发展变化的真实的情况进行适时调整。同时，第四套人民币存在着防伪措施简单，缺少机读性能，不利于钞票自动化处理等问题，发行第五套人民币具有了必然性。

　　第五套人民币纸币券别面值有壹佰圆、伍拾圆元、贰拾圆、拾圆、伍圆、壹圆、伍角，壹角八种。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伍拾圆、贰拾圆、拾圆、壹圆纸币自2019年8月30日正式发行，延续200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伍拾圆、贰拾圆、拾圆纸币和199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壹圆纸币规格、主图色等，优化了票面结构层次与效果，提升了整体防伪性能。

　　资料来源：沈居安：《新编人民币鉴赏与收藏》，青岛，青岛出版社，2018。

　　从1980年4月1日至1995年1月1日是中国货币史上的特殊时期，其间国务院授权中国银行发行了等值人民币使用的外汇兑换券，中国国内出现人民币和外汇券同时流通的“双货币”现象。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居民需用的烟、酒、糖、茶、粮、油、肉和布等主要日用品还实行定量供应，此时持有外币入境的外国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日益增多，外籍人士入境后须将所持外币兑换成外汇券，并在指定范围内与人民币等值使用。由于外汇券多为外籍人士持有，用外汇券可以买到用人民币买不到的高档和紧俏商品，因此外汇券的实际购买力比人民币优越，是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权人民币。

　　外汇券的全称是“中国银行外汇兑换券”，发行于1980年4月1日，止于1994年1月1日，于1995年1月1日起停止流通使用。外汇券有1979年和1988年两种版式，1979年版面值分为壹角、伍角、壹圆、伍圆、拾圆、伍拾圆、壹佰圆七种，全套总面值316.6元，1988年版只有壹佰圆和伍拾圆两种面值。外汇券背面有中英文对照的“本券的圆与人民币圆等值；本券只限在中国境内指定的范围使用；不得挂失”等字样，被称为“第三套半人民币”。

　　资料来源：沈居安：《新编人民币鉴赏与收藏》，青岛，青岛出版社，2018。

　　资料来源：胡天意 王新民：《人民币知识通览》，北京，中国县镇年鉴社，2000。

　　自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发行纪念钞以来，已发行1999年建国五十周年伍拾圆纪念钞、2000年迎接新世纪壹佰圆千禧龙钞塑料纪念钞、2008年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拾圆纪念钞、2016年中国航天纪念壹佰圆纪年钞、2018年人民币发行七十周年伍拾圆纪念钞、2022年冬奥贰拾圆纪念钞两张和2024年龙年贺岁贰拾圆纪念钞共八种纪念钞。这些为了纪念重大历史事件、文化活动、科技成果等特别发行的纪念钞发行背景和意义各不相同，是不同时期重要事件的文化符号。

　　中国从1981年起恢复发行国债，发行规模逐年扩大，国债种类有国库券、国家建设债券、财政债券、特种债券，保值公债，重点建设债券，美元全球债券、特种定向债券等等，此外，社会主义建设存单、地方经济建设公债、各种银行金融债券及存单和融资券、扶贫以工代赈购物券、企业职工集资债券、管理费用代金券等等有价证券品种繁多。

　　国库券是国家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按法定程序发行，并在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在规定期限内返还本金的有价证券。国库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民国早期从中央到地方都发行过国债，民国中期以后，发行国债更多、名目繁多。解放战争时期，各地革命政权发行过公债、公粮债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55年间先后发行了经济建设公债等。从1959年起，政府停止发行国内公债，并于1968年全部偿还公债本息。1981年后根据自身的需求又恢复了发行。国库券一方面体现了特定历史年代的金融政策体制，另一方面体现了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特征，国库券可以兑换人民币，而且到期有利息，因此有“准货币”之称。

　　中国国库券的发行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九十年代以前依靠行政手段发行，发行国库券随着工资一起按份额摊派。二、九十年代，国库券发行出现承购包销方式。1996年以后，国库券发行引进招标发行方式，推进国库券市场化发展。

　　1981年至1984年间，政府国库券发行总额为四十多亿元人民币，偿还期为五至九年不等，利息为8%。从第六年起按抽签号码分五年五次偿还，于1994年全部兑付完毕。1985年至1987年间，政府发行总额为人民币六十多亿元，偿还期为五年，年息为9%至10%，1992年兑付完毕。1988年至1991年间，国库券发行规模加大，有的年份发行量达二百亿元，有的年份近一百亿元，偿还期为三年，年息分别为10%至14%，于1994年兑付完毕。1992年至1997年间，发行规模进一步加大，少的十亿元左右，多的达一百多亿元，偿还期不等，有半年、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十年不等，年息为9.5%至16%。

　　国库券有“金边债券”之誉，具有信用等级高，安全性好，流通方便的特点，其基本功能是弥补国家财政赤字，有利于供求平衡，并在国家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国库券能进入证券交易市场，实行自由现货交易。

　　国库券的券别面值较多，从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以来，发行的券别面值大致有壹圆、伍圆、拾圆、贰拾圆、伍拾圆、壹百圆、伍百圆、壹仟圆、伍仟圆、壹万圆、拾万圆、壹百万圆元等。

　　中国人民银行服务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人民币的发行中心、会计出纳中心和信贷结算中心，全方面实施信贷资金的计划管理，包揽商业银行的业务，由于当时真金白银十分匮乏，人民币的价值稳定依赖于财政、商品和物资作为发行准备，人民币制度是以商品物资为准备、完全为计划性生产服务的纸币制度。为越来越好的顺应财政现状，1969年，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合并后成为财政部的记账和出纳部门。人民币的发行管理权的统一有利于人民币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国家有计划地调节人民币的流通、有利于国家支配人民币发行带来的铸币税收益，并且便于群众识别。当时的中央银行更多的是扮演“发行的银行”，货币发行遵循的是“货进去，钱出来，钱进去，货出来”的原则。人民币的发行量商品物资准备的八分之一就能保持人民币价值的稳定。人民币的投放主要是通过农产品收购、工资奖金和信贷三个渠道，回笼主要是通过商品销售、储蓄、财政税收方式。将信贷计划和国民收入计划相衔接，与当时特殊的计划经济背景是相互协调的。同时，由于货币政策的主体和作用都具备极高的财政性，频繁出现企业或基建向银行透支的问题，商品交易的灵活性与货币制度僵化的矛盾成为人民币制度不协调性的主要体现。伴随着商品统购统销模式的改革，人民币制度也逐步实行转轨。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与商品自由交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协调，中国逐步实现了由中央银行垄断发行的国家银行券制度，人民币制度演变至今，可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伴随着商品统购统销模式的改革，1978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设后负责吸收和分配资金、监督工商企业和一般信贷业务。1981年，中国着手建立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体制，这一阶段，人民币发行的数目基本遵循计划经济时代的计划式发行标准，主要体现为“还账式”的发行方式，1983年，国务院颁布并实施《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央行的职责，将其旧有的工商信贷和储蓄职能分离给专业银行，设定了中央银行“银行的银行”这一角色。1984年，按照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划分出中国工商银行，专门负责信贷业务，以保证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新分离出去的商业银行从财政部门接手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并发放固定资产贷款，实行“信贷差额包干”制度，之前的“统存统贷”转变成为“多存多贷”。独立商业信贷部门的成立对人民币流通制度安排有关键性意义，通过引入商业性资金融通机构，可以调剂资金余缺，提高人民币作为资本的使用效率。通过“联行清算”的方式，新成立的商业银行仍旧能无偿地占有中央银行的联行清算资金，为了应对这样的问题，1988年中国开始实行“限额管理”，1989年试行“以存定贷”的“双向控制”办法。这一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处于摸索时期，宏观经济体制依然保留计划的特征，因此，这一时期的人民币制度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决定，人民币制度的转型处于探索之中。

　　经过经济金融领域十几年的改革，中国基本建立了具有利益激励机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为了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降低交易成本，人民币发行制度由财政经济时代的还账发行，改为银行经济时代的盲目发行。从人民币流通的角度而言，1994年中国的信贷管理体制变为限额管理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并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将商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和经营性业务分离，促进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形式上的转变并没改变政府将商业银行系统看成宏观经济调控工具的实质，政府试图通过充实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把信贷资金当成财政资金，以有效拉动内需、带动经济稳步的增长。人民币的这种发行和流通制度安排没有约束机制，人民币滥发和指令性的流通导致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威胁到政府的信用和人民币的稳定，这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中人民币制度改革的尝试，效果不佳。

　　1994年之后，中国着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并制定了管理汇率制度，发展至今，人民币正逐步建立了浮动汇率制度。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交换方式的改革促使人民币制度大变革，人民币由之前的盲目发行转变成为以美元为目标、通过央行公开买卖外汇发行。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从法律的高度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并明令禁止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弥补赤字的行为。同时，中国开展了人民币流通制度的系列的关键改革。为了加强中央银行的权威性，提高其管理人民币的实力，省级分行的贷款规模调剂权和向非金融部门发放的专项贷款均被取消。1996年银行信贷管理调整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下的限额管理以配合新成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1998年，进一步简化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逐渐实现了从直接控制信贷规模向间接控制贷款数量的转变。发行制度安排和流通制度安排的改进促使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的颁布，该条例明确了当前中国实施的人民币制度涉及人民币的法律偿付性质，用途，票面的单位、种类，以及人民币发行组织、程序和更新办法，对伪造人民币的惩罚办法，以及人民币的汇兑办法等，内容详实，把人民币制度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对深化人民币制度的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央行开始慢慢的变多地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和法定存款准备金这“三宝”调节货币发行流通，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越来越明显，“三宝”的运用越来越灵活、完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地位逐步提升，金融市场全面发展，中央银行汇率形成机制和利率市场化、电子化的持续改革促进了人民币制度国际化和开放化的适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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